以史为鉴：解读王安石变法 文 / 彼人

    即使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发生于北宋庆历六年的这件事仍然让人有些夷匪所思：这天上午，仁宗皇帝破例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但做了一个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

    大臣们都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但让人惊讶的是，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坐到一张台子前，竟旁若无人地一粒一粒地抓起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吞吃起来，不一会儿，一盘鱼饵就被一扫而光。更让人称奇的是，当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仁宗皇帝责问他，王安石竟表示不知道自己刚才吃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似乎毋庸置疑的，因为它确乎凿凿然载于史册。让人夷匪所思的乃是王安石的真实动机：是出于哗众取宠目的的“坐秀”行径呢，还是因沉陷于天马行空般的白日梦而导致的忘我行为？——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究问，一方面当然是王安石的行为确实太异乎常人了，但更深的意义还在于：考虑到固有的、长期的专制主义的社会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为此文化心理结构下一员的王安石，这样行为如何可能？或者说，如何敢？至少，对于今日仍置身这种传统语境下的我们而言，若在领导面前如王安石那样行为，必然要充分考虑风险成本、进行一番利益权衡考量的，倘若还想继续生存的话。而相对于王安石的行为，也许下述行为倒更让我们感到会心，更具有“特色”、更符合我们人的文化传统：

    魏文帝（曹丕）闻钟会、钟敏兄弟少而才，召钟会、钟敏觐见。敏面有汗，帝问：卿面何汗？敏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帝复问钟会，卿何以不汗？钟会对曰：战战兢兢，汗不敢出！

    ————援引以上案例，无非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感受：读者和文本是交互作用，现实和历史是相互交融、互相映证的，在纷繁的现象背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实具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同一性。这种感受在阅读北宋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和强化。

    从不合人情、异乎常理的角度，可以说，王安石在北宋皇宫内吞吃鱼饵的行为只是个事件。而王安石做的另一件影响更大、更轰轰烈烈的事，即历史书上通常以王安石冠名的北宋政治改革，深入考究起来，可能正是这个事件的母本。

    关于这场始于1069年、由王安石策动的经济政治改革，至今仍旧毁誉交织、莫衷一是。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做出不同的解读和判断，而真相则似乎一直蔽而不显。

    例如，而自南宋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通常都对王安石改革大加毁谤，主流的观点是北宋之亡，乃王安石变法所致。而二十世纪以来，所谓的革命者往往都对王安石改革备加推崇，如列宁称王安石为“十一世纪的伟大的改革家”，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近代变法图强之先声”，文时期，江四帮更是将王安石鼓吹为与商鞅、秦始皇等列的法家人物；而资产阶级学人也对王安石始终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关注，如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其核心思想与现代金融以数目字管理、调控经济的理念不谋而合，其先进性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在这些纷纭的众音里，一直以读史不辍、深谙帝王御人之术著称的一代巨人泽东，给出了一种值得我们认真体味的观点。他在充分肯定王安石文学才华的同时，评判王安石“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就是说，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对社会认识不够深刻，改革脱离了实际，没有充分考虑人情世态等现实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泽东的看法与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一些舆论异曲同工，如当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曾引用过当时流行的看法,“人皆以为卿（王安石）但知经术，不晓世务”；苏轼的父亲苏询曾对王安石“不好奢华、自奉至简、衣垢不濯、面垢不洗”的行为很看不宫认为“是不近人情宅鲜不为大奸大恶之人”。

    王安石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王安石倡导的变法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些至今仍扑朔迷离的问题，如果我们能抛弃那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偏见，本着历史与现实之间具有同一性的理念，深入、反复地进行历史－现实的读解作，真相将会逐渐逼现于心，即使历史仍在被他人不停地改写、立碑。

    从现存的封建王朝的正史资料看，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具有一种道德主义倾向。尽管如此，主要的历史事件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载之凿凿，不容抹杀。

    一、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公元1067年，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年号熙宁。此时的大宋王朝，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集中靛现就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宋史》是这么说的：“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寿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对神宗皇帝来说，最切实的感觉就是钱不够花了，以至皇宫内日常生活不得不节衣缩食、压缩开支，甚至他作为皇帝第一次到南郊祭天活动都因为费用紧张而取消了一些传统的项目。对这种情势，作为一个二十岁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神宗皇帝自然不会甘心学他的爷爷仁宗皇帝，过勒紧腰带、节俭度日的生活，相反，他血气方刚、壮志满怀，欲效法唐太宗，“富国强兵拓边”，做一个大有作为的雄主。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受震动。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反复观图，长叹数四，袖以如内。是夕寝不能寐。”而在此之前，针对久旱缺雨、流民蜂拥的局面，他减少膳食、不居正殿，并下罪己诏，以求天降甘霖、挽救困局，但却迟迟不见效果。而当时的朝野普遍将将旱情归之于王安石变法，认为是变法导致了天怨人祸，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更是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已使神宗皇帝的鞋发生了变化，对变法的立场彷徨动摇起来：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看了流民图，终于促使他痛下决心停止变法，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史称，诏下后，“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

    历史是人写的历史，单单根据以上史料今天的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导致流民遍野的真正原因是到底大旱还是变法，至于将变法作为大旱的原因的观点在今天当然不值一驳。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因为反对派利用迷信的方式就据此认定其动机和目的的可疑。事实上，即以今人的人情常识来看，反对者的动机更多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儒家士人特有的“为民请命”“愈忧民”的使命与情怀。就拿画《流民图》的这个郑侠来说吧，本受王安石提拔，“感其知己，思欲尽忠”，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更高远的动机，而是处于私心的话，按照人特有的人情常识，很难想象他会冒生命危险献流民图，剑指变法，与王安石作对。（最终郑侠因为通过非正常渠道越级向皇帝献图获罪入狱）。实际上，考察一下当时变法派和保守派的阵营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当时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苏轼、苏辙、司马光、欧阳修、黄庭坚等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即向神宗皇帝推荐王安石的韩维，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而变法派里面，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看来，反对派所以反对新法，确实事出有因，并非仅出于观念的陈旧。变法可能在当时的确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疫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

    与此相对照的，则竖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

    由此可见，变法导致的一个显然的结果是：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

    以今人的思考观之，造成这种动机与效果极大的反差的原因乃是理念与机制的脱节。换言之，是特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将变法推向了其反面。

    四、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从世界史的视野，社会是个专制政治特别早熟、又超常稳定的社会。基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官僚体制在超前发展、空前发达。从本质上，历代专制主义官僚体制乃是合法化的暴力掠夺集团，所谓“胜者王、败者寇”。由此，对社会资源和人民的暴力掠夺就是此暴力集团的一种本能和本性。正寿僚体制的这种暴力掠夺本性促成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最恒远的矛盾关系，即民众与的对立。这种对立构成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也成为可能毁灭民族的力量。按照物极必反的规律，空前的专制暴力导致的空前的社会对立必然导致产生其反动因素―――于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的“仁政”思想产生了。从社会政治意义上，它们体现的是一种缓和与人民敌我对立关系的理性的努力。由于道家对统治者提倡的无为而治的自我约束太过苛刻，于是核心要义是希望专制统治者良心发现的儒家仁政思想因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为统治者采用，成为缓和矛盾、装饰暴力的战略工具。这样，从秦以后，从汉开始，专制统治集团的统治方略发生了战略转向。本质上，这种由秦朝的虎狼之治向儒家的“仁政”的战略转向，不过是将裸地暴敛转为相对有节制、更长效地敛取，体现的是统治者的理性选择；然而，正如人更多的时候是为感性左右一样，的专制官僚体制更多、更经常、更内在的存在的方式还是暴力敛夺，只要稍有机会，只要一旦放松了自我克制，这种源于本性的暴力敛夺冲动就会喷薄而出。

    而王安石变法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放松官僚集团自我克制的机会。从王安石的变法的核心立足点乃是强化官僚干预市场的权力，让权力控制市场来看，变法并没有指向―――也不可能指向官僚集团的本性，相反，反倒释放了其本性，造成了放虎出笼的后果，为一直蠢蠢欲动的各类贪官污吏、凶兵恶卒假公济私、盘剥人民创造了平台。

    例如，“青苗法”，就其初衷而言，乃竖家取代富户来发放各种农业贷款，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同时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也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理论上讲，当然是利国利民、两全其美的好事。至少，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高利贷强，更靠得住，也少受剥削。

    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却并非这么回事。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据载，当时地方上的普遍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这样，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不贷款，就是犯法！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和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这一切，乃是在推进变法的旗号下合法化进行的！

    其实王安石未尝没考虑到这一点。针对当时变法导致的异议纷纷的局面，1073年，王安石给神宗皇帝上“五事札子”，指出相对于其他新法，免役、保甲、市易三法“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从思想上王安石对此并没有真正给予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王安石对此却采取了一意孤行、掩耳盗铃、置若罔闻惮度。如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府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由此可见，变法之所以走向其动机的反面，作为变法领导者的王安石主观上的一意孤行、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不懂得及时自我反省、持续调整、改进亦为重要原因。这里便又不得不涉及到王安石的人格特点了。事实上，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决定了任何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鲜明的领导者个人风格的烙印。王安石变法，某种程度上正是王安石个人人格特征的一个具体展开。

    神宗皇帝当初提拔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曾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当时的宰相唐介、吕悔、翰林大学士司马光的对王安石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唐介认为王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文行甚脯狷狭少容，若处侍从文献之之职可也”，吕悔认为王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喜人迎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若为宰相，天下必受其害”。司马光认为，“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